鮑十：寫出好小說，就可能有導演來找你

娛樂新聞來源：羊城晚報 2019年06月16日 16:22 A-A+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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　　鮑十2003年出版的小說集《拜莊》，內收錄《子洲的故事》

　　□羊城晚報記者 朱紹杰

　　近日，導演李智與作家鮑十簽署合同，就改編鮑十小說《子洲的故事》達成共識，雙方將聯手打造一部同名電影。《子洲的故事》是一個具有巨大市場價值的文學IP(可用于改編電視劇、電影等的版權素材)，2006年8月獲得第七屆“廣東省魯迅文學藝術獎·文學獎”。

　　李智在接受羊城晚報記者專訪時表示，鮑十的《子洲的故事》讓他讀到了一個時代和一代人的特征。小說講述的是一個普通小男孩的故事：學識豐富卻窮困潦倒的父親，漂亮能干但拜金疏冷的母親，十二三歲的少年說不出誰對誰錯。父親病逝之后，他獨自從城市去到小鎮，投奔孤身一人的爺爺，并決定不再回去……李智認為，《子洲的故事》是一部中國版的《綠皮書》，講述中國農村與城市價值觀的碰撞。“通過孩子的視角看待大人的世界是這部小說的獨特之處。”他告訴記者，小說中爺爺、兒子和孫子三代人的真摯情感，讓他兩度落淚。

　　李智在七八年前經朋友介紹看到《子洲的故事》，當時對故事就已經很感興趣。他認為，中國電影需要以內容說話。“今天，中國的觀影人群已經走向理性化，創作人員需要用好的故事做到藝術和市場的雙豐收。”雖然鮑十的故事非常細膩，但在電影表達上還有需要調整的地方。李智表示，目前他和他的團隊正在對《子洲的故事》進行改編，希望能從原故事出發，帶出對社會價值觀的思考。

　　《子洲的故事》是電影《我的父親母親》的姊妹篇。鮑十的中篇小說《紀念》被改編成電影《我的父親母親》，影片獲得第五十屆德國柏林電影節銀熊獎、1999年中國電影華表獎優秀影片獎、第23屆百花獎最佳影片獎、第20屆金雞獎最佳影片獎、上海影評人獎優秀故事片獎、美國圣丹斯電影節大獎、伊朗國際電影節紫水晶獎等。

　　據悉，電影《子洲的故事》將于今年年底開機，2020年上映。鮑十就此接受了羊城晚報記者專訪。他表示，《子洲的故事》這部小說是寫給這個時代的知識分子的，反映一個時代的歷史烙印。

　　訪談A想寫文化人的境遇

　　羊城晚報：這次《子洲的故事》改編成電影的契機是怎樣的？

　　鮑十：《子洲的故事》發表已經有20年了，說實話這件事讓我有點意外。今年三月份的時候，導演李智通過朋友找到我，詢問購買小說版權事宜。很快他就來廣州簽了合同。最初商量的時候，導演還提出讓我做編劇。出于身體和時間各個方面的考慮，我婉拒了，建議他另請人來做編劇。還有一個因素，就是我也不想重復投入到這個故事當中。同樣的事情讓我做第二次，我也提不起什么興趣了。

　　羊城晚報：《子洲的故事》在您的創作中是一部怎樣的作品？

　　鮑十：這部作品創作于上個世紀90年代，與《我的父親母親》的原作《紀念》是前后腳發表的。我希望通過《子洲的故事》，寫一下當時文化人的那種境遇，包括他們的生存狀況、精神狀態，等等。《子洲的故事》只是個殼，內核是想表現和探討文化人在社會上的那種尷尬，他們既沒錢又沒權，然而又特別“執迷不悟”。小說發表之后，收錄到了我的一個集子里。有些朋友看到后，都說寫得不錯，甚至有人為之落淚。李智導演告訴我，他看這篇小說的時候也很感動。我估計就是這個故事中的那份情感打動了他。

　　在這個故事里，子洲的父親在群藝館工作，業余寫小說。生活窮酸，為人固執，身邊沒有人待見他。他的同學、朋友，包括他的老婆都不拿他當回事。而在他的老家，一個小鎮上，人們對他的態度卻截然相反。鎮子上的很多人，包括他的初戀情人，覺得他能寫小說，能在報紙刊物上發表文章，是很有出息的事。我就是要通過這樣的一種對比，來表現這樣一個現象。我也不知道這個現象能說明什么。

　　能談得來，有感覺，是我跟導演合作的前提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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　　羊城晚報：您怎么看待在電影改編中小說作者的角色？

　　鮑十：電影是導演的藝術，它是以導演為中心的。作為原作者也好，編劇也好，在創作的時候可能都需要服從導演的感覺。這是它的一個特點。那么作者就要理解這一點。但這并不是說其中沒有作者本人的聲音。如果你跟一個好的導演合作，導演和編劇之間互相尊重、互相啟發，編劇就能把更好的東西提供給導演。導演有眼光，也會認可這些東西，使得作品增色。如果遇到了一個糟糕的導演，編劇的好想法他不予采納，其實作者也是沒有辦法的。

　　羊城晚報：您是如何選擇導演的？如何和導演合作？

　　鮑十：根據我有限的經驗來看，主要是看跟導演能不能談得來。能談得來，有感覺，這個是合作的前提。實際上我并沒有主動寫過電影劇本。從《我的父親母親》開始，都是別人找的我。一直以來，我都是按照我的節奏，從我的本心出發，慢悠悠地在寫小說，也沒想過要改編成影視。在《我的父親母親》之后，也有一些導演來找我，有的報酬還挺高，但我基本都拒絕了，原因就是談不攏，沒感覺。后來我只跟導演張加貝合作了兩部電影。一部是《櫻桃》，公映了，也獲得了幾個獎。張加貝是日本華僑，在日本做電影，曾經拍過一部《陶器人形》，有一定影響。那年他從日本給我打電話，想拍一個關于母愛的故事，因為看過《我的父親母親》，覺得我能寫好這個故事，于是就找上我。我并沒有馬上答應。我建議他，我們最好見個面聊一聊，有感覺了再決定合不合作。后來他從日本回來，我們在上海見面，談了幾天，有點感覺，我就給他寫了《櫻桃》。第二次合作的電影叫《天上的風》，沒有公映。

　　羊城晚報：小說家在作品中很犀利地寫出人性的復雜，但在電影中未必能夠完全呈現。您怎么看待這種取舍？

　　鮑十：一般情況下，小說要比電影豐富。小說是以文字來表現的，所以想象的空間、輾轉騰挪的余地都非常大，能夠充分表達作者自己的感受，比方描寫一個女人的美，你可以無限想象她的美。電影在這個方面就是弱項了，因為它把你想象的東西固定下來了。不過它的表現很直接、很直觀。所以說，小說中的一些內容，電影是沒辦法完全呈現的，只能說是一種遺憾的藝術。但一部好的電影，它會盡可能最大限度地把文字所要表達的表現出來。經典的電影一般都能做到。

　　另一個方面，電影中要表現的東西，文字也未必能夠做到。比如一個非常經典的表情，可能多少文字也說不出來。所以我的理解是，文學與電影各有所長。現在有一些寫小說的人，輕視電影創作。我不認同這樣的觀點。一部電影制作出籠，是用真金白銀砸出來的。把文學作品改編成電影，也需要嚴格篩選。他（導演）或者要考慮票房的因素，或者要考慮有沒有獲獎的可能。當然，電影的制作水平良莠不齊，但作家隊伍里也有垃圾作家。所以你沒有必要也沒有資格輕視別的藝術門類。換一個角度來說，作家的作品發表了、出版了，再改編成電影電視劇，客觀上起到推廣文學作品的作用，何樂而不為？所以沒有必要拒絕它。

　　不建議年輕寫作者一出來就寫電影、電視劇本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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　　羊城晚報：在中國電影創作發展的過程中，小說家和文學作品起到不可忽視的作用，而另一方面，電影導演又常抱怨好的劇本好的故事太少。對此您怎么看？

　　鮑十：大多數優秀的電影，人物形象豐滿、思想內容深刻，都是從文學作品改編過來的。這已經是一個共識。小說家在創作的時候，調動了自己豐富的生活積累，嘔心瀝血，才能寫出一部好的小說。當這樣的小說要改編成電影，它的內涵、細節自然比其他劇本好很多。而不是改編自優秀小說的電影劇本，大多出自職業編劇。他們寫的劇本，往往會存在一個問題——編造的痕跡比較重，讓觀眾覺得假。

　　上世紀80年代，這個現象就非常明顯。

　　職業編劇可能過于注重情節了，這是他們的一個突出問題。編劇和作家寫小說其實是不同的兩種寫作方式。而現在的電影，實際上是有套路的，形成了套路。但好的小說卻不能陷入任何套路之中，也不能跟任何作品重復。

　　羊城晚報：現在年輕的寫作者，很多都想做編劇，您是怎么想的？

　　鮑十：以我有限的經驗來看，我不建議一出來就寫電影、電視劇，這樣的成功率比較低。電影的產出量實際上非常有限，周期也比較長，知名的導演就那么幾個。一開始就投身寫劇本，我覺得比較冒險，從最實際的角度出發，我建議還是先寫小說，小說發表的可能性比較大，全國這么多刊物，還有幾乎沒有門檻的網絡平臺，發表小說是相對容易的。而寫電影就不一樣了。倒不如先寫好小說，好的小說出來了，就可能有導演來找你。